Ceremony of Christening

前幾天在資料庫亂翻找資料無意間翻到一本《A short accou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or Pulo Peenang, in the East Indies: give to Capt. Light by the King of Quedah》。該書於1788年在倫敦出版，作者是Elisha Trapaud。紐約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已將全書掃描成電子檔，只要進入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系統即可搜索得到。

這本書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卷首出現的一幅版畫。

從下方的提示：「View of the North Poi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and the Ceremony of christening it」可以得知，這是描繪Francis Light等人登陸檳島後進行升旗典禮和宣誓儀式的畫作。畫圖的人，正是這本書的作者，在卷首他還不忘告訴我們，這可是「Taken on the spot」。Elisha Trapaud在當時的身分：「Captain in the engineer corps on the Madras establishment」，在這場莊嚴隆重的典禮上，他也是其中一名見證者。我們得感謝他，透過他的眼睛，以及他那卓越的畫工技巧，讓我們得以窺見1786年8月11日舉行於今天之舊關仔角的這個重要歷史情景。

從這幅寫實畫作的細節上，透露了不少信息，作者在書中也略為交代。如畫中的核心人物Francis Light，那名站在旗杆底下面向我們散發出英風凜凜氣息的人物，正在宣讀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告諭；畫作近中間位置執長槍站立樹下的，是正在執勤的東印度公司孟加拉籍士兵。左邊位置樹下坐立的倆人，是觀禮的馬來人。還有在那兩名馬來人附近一名看似在頭上托著盆器的馬來婦女。後方還有武裝部隊以及看起來是臨時搭起的帳篷以及屋子。這些一點一滴的信息或畫面背後，事實上還留有一些空白，而書中並沒有揭示——從Francis Light登陸到舉行升旗典禮，這中間的發生經過？——為將這些信息串聯起來，我又翻到了《Memoir of Francis Light》和《檳榔嶼開闢史》。

早在1771年，Francis Light已意識到檳島在馬六甲海峽作為英國商業貿易據點的重要性。他嘗多次提呈佔據此地的計劃，但遭到擱置。直到1780年代，經過官場人事更迭，加上十年間的局勢變化，使佔據檳島的計劃有了新的契機。1786年5月，Light終於得償所願，並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為檳榔嶼總督。6月，他與他的團隊，其中包括由東印度、歐洲各族組成的海陸艦隊，從印度加爾各答（Kolkata）出發。這些人有些後來被畫到Elisha Trapaud的畫中。Francis Light先抵達吉打，與吉打蘇丹和政府官員經過一番斡旋，確立割讓條件與合約事宜後，於7月14日傍晚先抵達檳島北邊（Tanjong Tokong）附近的一塊小島，Pulau Tikus。

頭兩天Francis Light團隊不停探勘環境，尋找適合登岸停泊的據點。最終，於7月17日他們選定在當時稱作Penagger，也即今日的舊關仔角（Esplanade）登岸。面對舉目樹木荊棘密集，瘴氣瀰漫，行走不便的環境，在接下來的日子，團隊主要工作都在開闢叢林，清理沙石道路。他們利用砍伐的樹木，以及帶來的資源搭起臨時帳篷和小屋。這段期間，吉打政府亦有不時給予物資援助，送來穀物以及亞答（Atap）葉來建造房屋。Elisha Trapaud畫中的帳篷、木屋等背景，正好為我們呈現當時的居住景況。

Francis Light團隊開闢的聲勢吸引來當地居民，這些人大多都是馬來人，也有少數華人。到了8月，開闢工作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為建造防禦用的圍欄，當時徵召馬來人搬運Nibong樹幹，每百株酬以六元，每株長十二英呎（3.65m）。這塊臨時搭起圍欄的地段，後來重建成康華利斯堡（Fort Cornwallis）。開闢叢林的工作非常艱辛，一來是缺乏良好利器，當地樹木堅硬異常，斧具沒用多時即損壞，需要不停購取新的斧具；再者，是天公難測，時常遇及不測風雲，工作就被迫停止。這當中耽擱了不少時間。更甚者，是當地馬來人的工作態度問題，常讓Light感到頭疼。據說，為了吸引和鼓舞當地居民積極工作，Light曾把一包洋錢投入砲台，射向叢林當中，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如今不得而知。但這的確是個妙計。當時海岸附近還建立起一小市場，從吉打來的漁民、商人等，帶著滿船貨物前來此地銷售，頗為熱鬧。

8月10日，海面上忽出現兩艘船艦——Vansittart和Valentine，也就是Elisha Trapaud畫作右邊位置後方隱約可見的那兩艘船艦，那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來的。Francis Light屆時意識到，宣示主權的良機已至。於是乎在8月11日，Francis Light集結完眾人後，於正午時分舉行升旗典禮，在眾人見證下，宣讀誓詞，這也就是Elisha Trapaud畫中所呈現的畫面。隨著鳴炮三響，檳榔嶼土地正式歸英國所有。8月11日這個日子，恰逢為當時還是王子身分的喬治四世（George IV）的生日前夕，因此，為表對英國皇室的忠誠，Francis Light遂把檳榔嶼定名為Prince of Wales Island以示紀念。然而，這一長串名字似乎不太受到青睞，除了在英國官方文件、地圖或少數書籍提及此名外，其他時候都鮮少如此稱之。

參考資料：

1. Elisha Trapaud：“A Short Accou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Or Pulo Peenang, In The East Indies: Give To Capt. Light By The King Of Quedah”， London: J. Stockdale, 1788

2. Skinner, Allan Maclean： “Memoir of Captain Francis Light, Who Founded Penang”,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AUGUST, 1895, No. 28

3. 書蠹：《檳榔嶼開闢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020.10.27 稿

中正校長遇上中正總統

在搜索資料的過程中，不小心發現一張世紀之照。
照片中的倆人，右邊坐著那位，熟悉中國和台灣兩岸歷史的人絕對不會不認識。不認識的話，我可以偷偷告訴你，他叫做蔣中正。台灣有座中正紀念堂紀念的就是他。（至於為什麼紀念他，你可能要自己維基百科一下了，或者等疫情過後，親自到台灣中正紀念堂一遊。）

至於左邊站著的這位，乍看並不曉得是誰。看一下照片的摘要，寫著：「總統蔣中正接見馬來西亞檳榔嶼中正學校校長葉國楨合影」。哦哦，是葉國楨啊！做多媽爹，葉國楨係蝦米郎？還有，檳榔嶼中正學校？什麼時候出現過這間學校？為解答這些問題，於是上網做了點功課。

在Google輸入「葉國楨」三字搜尋了幾下（一下跳不出來，加上「檳城」兩字才搜到），勉強搜出幾條相關的資料。比較完整的介紹，應該是《光明日報》2014年登載的一篇報導：〈華教先驅中正夜校創辦人百歲人瑞葉國楨逝世〉，透過檳城閱書報社主席莊耿康之口，為我們稍微還原了葉國楨先生的生平重要事跡。
葉國楨有三個重要標誌——檳城閱書報社、檳城孫中山紀念館、中正學校。葉老從60年代開始擔任了二十多年閱書報社主席，因其卓越貢獻，之後被推舉為永久名譽主席。他長期投入於孫中山在檳城革命活動的史料整理，2010年，與兒子葉丹林共同創辦了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就是位於中路的那間），為後人展示孫中山的革命事跡。

然而，葉老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還是其為教育界所作的奉獻。1945年，檳城經過日本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黑暗後，開始進入復甦時期。葉國楨意識到教育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文化的根基，於是創辦了中正夜校，地點就在中路65號，即現在的孫中山紀念館地址。葉老擔任校長，默默苦心經營，造福檳州芸芸學子。據莊耿康所說，當時中正夜校的開辦深受當地人民的歡迎，報名人數超出千人。1947年，成立了中正小學。當時，中正小學、麗澤小學與鍾靈中學三間學校結為一體。學生先在麗澤上四年初小，之後升上中正完成兩年高小教育，畢業後自動升上鍾靈中學接受中學教育。1961年，馬來西亞頒布新教育法令，規定所有小學改為六年制。法令必須遵守，中正小學被截斷學生來源，只好在該年停辦。

回到這張老照片。這就是葉國楨還在擔任中正學校校長期間，遠赴台灣總統府進見蔣中正總統所留下的合影。據照片所提供的線索，乃攝於1957年6月7日，馬來亞獨立前兩個月。其實於此也可以看出，檳城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密切關係。

中正學校，其校名靈感來源就是取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名字，兩者之間的關係不言而喻。除此以外，學校當時也是以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駐檳榔嶼區團部」的名義來創辦。葉國楨本身，也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從50年代開始，台灣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海外華僑回到中國大陸升學，於是在美國的撥款援助下，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定訂《加強海外工作方案》，以「便利僑生回國升學」。當時海外僑生回台升學的保送事宜方面，由當地僑團或僑領辦理。其中多為國民黨黨員。像我們所熟悉的華教鬥士沈慕羽，其就是負責馬六甲地區的保送僑領。而葉國楨，就是負責檳城當地保送事宜的僑領。莊耿康在《光明日報》中也提到：「葉老在檳城教育界可說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若有學生要到台灣深造，都會找他『保送』，而它的名譽也備受台灣方面認可」，「早前要到台灣深造是非常不簡單的，必須有可靠及有影響力的擔保人，而葉老就保送了許多青年子弟到台灣讀書，回國後貢獻國家社會。」

可以獲得台灣總統的接見，足見葉老身分不簡單。而從這張老照片，我們多少也可以感受到，葉國楨氣質所散發出的「可靠」和「影響力」。最後忍不住還是要說一下，這張照片真可以說是世紀之照，中正學校創辦人暨校長，與學校命名的對象——中正本公，合體留影，這樣的機會，人生幾何？

圖片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50101-00029-131，題名：總統蔣中正接見馬來西亞檳榔嶼中正學校校長葉國楨合影

參考資料：
1.〈華教先驅中正夜校創辦人百歲人瑞葉國楨逝世〉，《光明日報》，2014/11/5，網址：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41632
2. 黃辰濤：《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南投：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3. 葉丹林：〈孫中山先生與檳城閱書報社〉，《國父紀念館館刊》第12期，網址：https://www.yatsen.gov.tw/information_144_93750.html
4. "Our Story"，檳城中正學校暨正中中學贊助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6%A7%9F%E5%9F%8E%E4%B8%AD%E6%AD%A3%E5%AD%A6%E6%A0%A1%E6%9A%A8%E6%AD%A3%E4%B8%AD%E4%B8%AD%E5%AD%A6%E8%B4%8A%E5%8A%A9%E6%96%87%E5%8C%96%E6%95%99%E8%82%B2%E5%9F%BA%E9%87%91%E5%A7%94%E5%93%A1%E4%BC%9A-110397396034718/

2020.4.19 稿

二十五天興學之路——關於孔聖廟中華學校的創辦背景

今天說起孔聖廟中華學校，自然會聯想到坐落於日落洞青草巷的中學，以及亞依淡的A、B兩間小學。但其實，中學和小學的舊址，原來同是在港仔墘（Jalan Dr.Lim Chwee Leong），即光大廣場附近那地方。後來到了70年代，正是因為政府要發展和建立光大廣場，中華中學和小學只能被迫分開遷移到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新址。

如今我們這代人，大概對中華學校沒太大的感受，一般就視其為普通學校而已。但熟悉該校歷史的人都知道，它曾是時代的標誌，擁有馬來亞暨東南亞首間新式學校的頭銜，也是首間使用官音（相當於今日的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以及教育史上有其重要的象徵和典範意義。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從決定開辦、籌備到正式開學，中間僅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雖然倉促成校，卻能矗立於檳城此地超過百年，至今依然繼續作育英才，發光發熱，為檳城當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學府。

究竟中華學校如何在二十天就創辦起來？這要回到晚清時期的歷史脈絡來看。

有句口號：「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教育一環從來都是華人特別重視的傳統價值觀。這個價值觀隨著祖輩和先賢從中國移居南洋，也一併被帶過來，在本土繼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馬來亞華人社會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傳統中國的私塾教育，形式上可以分為三種：一、教館或坐館，即類似今日家教的概念，從外面延請教師到家中教育子弟；二、家塾或私塾，即老師在自己的家裡開館授課；三、義學或義塾，這是早期最流行的形式，即延請教師到公眾場所（如到會館或姓氏公司之類）給子弟免費授課。而所傳授的課程，一般都是與儒家經典相關，如四書五經，抑或《三字經》、《千字文》等之類。這種「舊」的教育模式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初方出現轉變。

一九〇四年——中華學校的創辦，象徵新時代的降臨，而這與晚清政府積極鼓吹創立新式學堂的背景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中國在經歷過義和團、八國聯軍等挫敗後，意識到政治改革和人才培養的迫切性，遂開始推行新政，教育亦為改革的重點項目。從一九〇一年開始，政府積極推動各地興學，書院改制學堂的呼聲四起。一九〇三年，張百熙參照日本學制訂定《奏定學堂章程》，此章程成為清末教育改革的圭臬。此時期的知識分子，都無不將培養人才以及開民智以救國視為首要任務，大家都提倡設立學堂及傳播知識來提升人民素質，增進人民對西學的認識。在救國圖存的意識下，興學以開民智成為了朝野共識。遠在南洋的檳城，亦強烈感受到這種興學救國的號召。

當時，時任檳城副領事的梁璧如，此前已接到出使英國大臣的信函，「遵旨飭令籌辦學堂，作育出洋華商子弟」，並挑選當地優異人才送回中國考試，聽候錄用。然而，由於當地「民智未開，大率不知國與家相關之理」；再者，雖然不乏具備商業、法律、醫學等人才，但由於這些人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僅能口操英語和籍貫方言，「未通華文正音之故，不願歸國」。種種限制，以致雖有辦學和為祖國儲備人才之心，始終一籌莫展。

一九〇四年四月，適逢前任駐檳領事暨紅頂商人張弼士和謝榮光先後來到檳城，梁璧如趕緊趁此機會與他們商議。張弼士向來極為關心中國時勢，加上身兼商務大臣職，早已有感「國勢強弱，係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嘗指出「非學校不足以轉移人心，變化氣質，而轉移變化之機，尤當以外洋華商為關鍵」。在他擔任檳城領事期間，其也觀察到檳城不乏專業人才，卻於「中國語言文字不能洞徹」。張、梁等人都認為「中國時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圖，恐有迫不及待之勢」。為響應祖國的興學號召，於是決定在檳城此地開辦一間以官音教學的新式學校。

這場興學之路由張弼士領頭，他在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了檳城當地重要的幾個紳商如胡子春、林花鐕、林克全等人到平章會館（檳州華人大會堂）開會商討。張氏在會議上即席演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他說：「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立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可不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伏思我等華商，凡遇天下有事，籌款設賑，莫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且不分畛域，何況事出本嶼學校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賑款可比。今與同志諸君會議，務祈慷慨樂輸，集腋成裘，共成善舉，並將公舉監督、總理、協理，及建校一切事宜，各抒所見，和衷商榷，速為訂議，不勝翹盼之至。」在張弼士的登高疾呼之下，與會紳商無不受到鼓舞，紛紛響應，最終決議開設並定名為中華官音學校。

兩天後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決議八十位總理人（建校委員），當時在場人士都推舉張弼士為大總理。四月二十七日，張弼士與紳商們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此次會議，決定張弼士、林克全為管銀錢總理；梁璧如、林花鐕、胡子春、謝德順為學堂幹事總理；其餘則為籌辦經費總理。除此以外，這次的會議也確定了每位富商的認捐金額：購置書籍器具共捐兩萬七千元，長捐共計一萬兩千六百二十元。其中，張弼士、張耀軒、梁璧如、胡子春、謝榮光等各捐五千元在購置書籍器具方面，並在長捐經費方面各再捐五百元。這在當時是相當龐大的數目，於此我們可看到當時這些人的辦學決心和慷慨豪舉。中國當時開辦學堂，籌措經費往往是眾地方所面臨的首要和嚴重難題。檳城紳商為了辦學紛紛主動投入大量資金，比起中國地方的辦學情況來說，可謂順遂許多，但畢竟還是首次辦理新式學堂，且遠離清廷的管轄範圍，沒有可直接咨詢或參照的對象，故在章程的擬定上十分頭疼。加上檳城與中國各地的風俗民情不同，需求也迥異，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變通辦學模式。

五月九日，《檳城新報》登載了〈檳城中華學校開辦速成章程公啟〉，其重點摘要有如下幾點：

一、先借平章會館開辦。四月初一日開學。（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五日）

二、夜課三個月，來學者不收束脩，教習者不受薪水。三閱月後，購圖置籍，築校延師，無美不備。然後鴻圖大啟，遵照大學堂《欽定章程》，無分日夜，因勢利導。

三、入學之學生不拘籍貫、年歲，但能謹守課程，遵各教習所擬教法即為合格。

四、每夜限定六點半到堂，七點上學，九點放學。

五、學生擬分三級，以全未發蒙者為首級；業經發蒙，未通文義者為次級；能作淺說者為三級。

六、每夜約課字十個。學寫字者，未能脫手自寫，擬由教習寫好以為影本，每字間格令學生照樣演習，以期能讀，無不能寫之字。

七、每夜所課之字，先認目所習見，耳所習聞，而又切實可以指點者，逐日以虛字貫串成句，以期由淺入深。其已能為淺說者，則設為問答以見其真能領悟與否。

八、教習暫不定人數，但以能正音課蒙學，有教育精神，無頑固習氣，而且不以勞利紛心，並能坦白為懷者，皆可來堂互相討論，以廣學界，以開風氣。

這份章程，乃由何惠荃、謝兆珊、羅頤庵、韋敬齋、張星伯、梅雲衢、廖紫萱、黎子龢、林笠樵、謝琢齋、朱黻卿、賴慕彭等所擬。這十二位是當時中華學校的試辦教習。若從章程的師資要求來看，這些都是當時通曉官音的教師。章程明顯沒有完全遵照清廷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華學校剛開始是以夜學模式開辦，許多細節都做了變通以符合檳城當地的實際情況。

章程的題名指明「開辦速成」。從四月張弼士、梁璧如等人開始商議決定開辦新式學校，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紳商決議定名為中華官音學堂，僅經過數次的會議，五月十五日即正式開課，籌備時間僅花二十五天，速度和效率可謂相當之快。事實上，當時許多事情都尚未準備妥當，包括圖書器具的添置，校舍建築地點，乃至課程擬定和具備專門知識的教師問題等等。萬事未備，而開辦得如此倉促，該篇章程也提到原因：「必待諸事具備然後開校，誠恐一鼓作氣至再至三則不免衰竭之慮。際此興學儲材迫不及待之日，有父兄師長之責者，何可聽其遊移觀望而不亟為子弟寸陰是惜也哉！」換言之，其實是擔憂辦學熱忱減退，最後不了了之，遂才打鐵趁熱，逕以破釜沉舟之決心來開辦速成，為祖國培養人才，當時承辦人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中華官音學校的開辦，在當時至少有幾層突破意義，首先它不僅跳脫出傳統私塾教育的舊模式，採取現代化的新式教育路線，還打破以往以不同籍貫方言各自為學的局限，統一以官音教學，破除語言疆界。這在當時的馬來亞，乃至放置到中國教育史的脈絡，都是相當進步的思維和表現。所幸，二十五天的興學之路，造就了檳城莘莘學子，引領了南洋興學風潮，「欲速則不達」沒有應驗在學校身上，反而蒸蒸日上，這一切都有賴於當時的建校委員以及教員們的努力，當然，還有檳城當地人的積極響應。

藏於孔聖廟中華中學圖書館的《檳城孔聖廟中華學校徵信錄》，記錄了從1904年創校至1915年的捐款芳名，收支開銷等，誠為珍貴史料。

1904年至1911年的捐款記錄

參考資料：

1. 《檳城新報》：〈會議興學〉，1904/4/22；〈集議興學〉、〈學堂捐款芳名初誌〉，1904/4/28；〈檳城中華學校開辦速成章程公啟〉，1904/5/9；〈商部代奏侍郎銜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僕寺卿張振勳請賞檳榔嶼學堂匾額並懇頒發《圖書集成》摺〉，1904/12/20

2. 《叻報》：〈錄兩廣學務處照會本嶼領事官函〉，1904/12/30

3.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

4.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政大歷史系，2000）

5. 葉俊傑主編：《檳城孔聖廟中華國民型華文中小學創校111週年校慶特刊》（雪蘭莪：新紀元學院教育系，2015）

張履祥生平事跡（二）

《中庸》有段話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說明孔子的學術所承。張履祥的《願學記》亦記有一語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這句話大抵可以視作是他的為學要旨。事實上，在成為程朱的忠實信徒以前，履祥起初是王學的頭號粉絲。他自己曾回憶道：「余年二十三、四，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然於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之，以為聖賢之域可指日而造。後讀《近思錄》及程朱諸書，漸覺王氏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可見履祥是在接觸程朱的書籍後，才半路轉粉的。

張履祥先後跟從過幾位老師。先是七歲跟姚江孫台衡學習；十一歲受業於桐鄉陸時雍，學詩文和《易經》；十五歲從桐鄉諸董威，攻經史，制舉業；二十一歲從傅光曰，傅氏深於《易經》。履祥的《易》學造詣，以及其他經史方面的根基，應是受這幾位先生的啟發和養成。而在這幾年間，張氏也結交到了錢寅、錢本一、顏士鳳等益友，彼此常進行學術交流，德業上相互勉勵。

若要說對張履祥的學術生命起著最大影響的老師，當屬劉宗周（1578-1645）。劉氏是晚明極有名氣的大儒，在履祥二十二歲時，已有嚮往蕺山問業之志，然因當時貧困，遂無法達成。好在皇天不負苦心人，直到十二年後，終於完成心願。甲申歲（1644），即滿清入主中原的這一標誌年份，三十四歲的履祥和友人錢寅於二月同行來到山陰蕺山，拜見劉宗周。當時，履祥把自己平日的讀書札記《願學記》，請教於劉氏，劉氏針對其中重要的條目進行批示，履祥其中一短篇著作《甲申春冬問目》，即是師徒倆人這期間的問學結晶。另一部《言行見聞錄》，也是撰始於該年的夏天，裡面也記載了一些劉氏的語錄。不幸好景不長，這段傳道受業解惑的會面時間，僅有短短三個月。五月，履祥聽聞李自成在三月十九日攻進北京城的消息，於是只好拜別劉氏，步歸楊園老家。之後倆人則繼續以書信方式探討學問，其中涉及了出處及古本《大學》等的問題。隔年五、六月，清軍南下，攻克南京和杭州，劉宗周得知此消息，絕食二十三天而亡。劉氏的離去，履祥極為痛惜，但對老師以身殉道的抗清烈節，又極感欽佩。對履祥來說，雖然他與老師的師徒緣分僅短短一年多，但此影響卻是至深且遠的。幾年後，在追憶老師的〈告先師文〉中，他說道：「履祥遊先生之門，為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為德甚深，嘗以無文猶興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有餘矣，碌碌亂流之中，困頓頹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一，其虛負先生，罪已莫贖，幽冥中，宜必棄而絕之。然猶尚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用動靜，不敢自即邪慝，以遺玷於門屏之末。是則所為兢競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故論及履祥的學術涵養，除了「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之外，復有山陰之學在其中矣。

自滿清入關後，張履祥絕意仕途，以明遺民自居，平日以館課和農耕為生。履祥極為重視農業，嘗輯《農書》，並常教人於讀書外，需從事耕作，務求自力更生。他對那些以耕為恥的讀書人頗不以為然，他認為：「人須有恆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又說：「治生以稼穡為先，舍稼穡無可為治生者。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總之，履祥認為耕讀二事，攸關世道人心，缺一不可。這裡體現了履祥務實的一面，這種觀念可以說是來自於他童年的成長經歷，受到母親重視恆產的影響，加上當時讀書人只務科舉而欠缺治生的能力，故如此提倡。履祥不是空說理論的，他自己就是如此實踐。平常在別人家上完課後，就馬上回家整裝落田，種蔬蒔藥，畜雞、鵝、羊、豕，儼然一名專業農戶。一言以蔽之——「耕田讀書，承先啟後」——這八個字可謂概括了履祥的一生。

四十歲那年，有件事值得一書。這一年，履祥納妾朱氏。履祥的原配姓諸，曾誕下兩名兒子，但都未成年就夭折。延續香火為古代中國人之大事，早前諸夫人有感於自己可能再難有孕，遂勸履祥納妾。面對夫人如此開明的要求，先生卻拒絕了，理由是還不到四十歲不許納妾。為何不到四十歲不可納妾？這是有其背後原因的。原來，明代法律有明文規定：「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事實上，法律雖然如此規定，但明代還是有許多人無視此條文，不到四十歲就妻妾成群，有的即便有子嗣了還繼續再娶，法律形同虛設。然而，履祥還是堅持等到四十歲才納妾，從這一點來看，突顯了張履祥奉公守法的一面，但其守的是明法，而非清法。

關於納妾或續娶這件事，似乎還有另一面可說。對張履祥而言，若不是為了傳宗接代，那麼納妾或續娶是可免則免的。履祥有位友人吳仲木，看起來是有不知應否續娶的苦惱，故在探討學術的往來信件中，也夾帶這私人問題跟履祥咨詢一下，而且不止一次。這名友人已有兒子，履祥對這個問題也頗感為難，但還是如實回答了：「竊恐娶之萬一非甚賢德，其累未可以一二舉也。即以兄多病而論，亦不宜娶矣。」又引了醫家諺語：「寧治百男子，毋治一女人。」言外之意，是深怕他多病的友人娶到的是會氣死自己的妻子，故希望他再三斟酌，所娶若非賢妻良母，則不如打消此念。這名友人咨詢了幾次，但最後還是續娶了，履祥亦在信中表示祝福之意。總之，依履祥的經濟務實頭腦，若不是早先兩名兒子都夭折，想必是不會再納妾的，畢竟，夫妻之道實在複雜，且充滿太多未知數。生活已難過了，何苦再雪上加霜呢？

張履祥生平事跡（一）

清代桐城大儒方東樹（1772-1851），極為稱許清初兩名儒者——陸隴其（1630-1693）、張履祥（1611-1674）。方氏認為近代僅此二人，堪為真儒，說他們得洛、閩之正傳。但陸、張身後，聲名和待遇卻南轅北轍。陸氏身後不到半世紀，在雍正二年（1724）即成為當朝首位獲得從祀孔廟的儒者最高榮譽；反觀張氏，遲至同治十年（1872）方獲從祀，距離張氏身後已過兩個世紀。誠如方東樹所說，陸隴其「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張履祥則反之，「以其跡既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是故倆人身後之命運走向不同。

張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稱楊園先生。觀其一生，真可謂命途多舛，幾乎都在悲苦中度過。然而，其雖生存在「人不堪其憂」的境地，卻能在逆境中「無終食之間違仁」，這種非一般的道德精神足為後世楷模。以下稍述其生平梗概，以見張氏一生之不平凡。

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十月初一，彼時已入冬，張履祥出生在清風鄉鑪鎮的楊園村。換算成西曆的話，當天是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五日，張氏原來是一個天蝎座寶寶呢。張氏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和妹妹。張氏的父親張明俊，給他命名「履祥」。父親的初衷，是期盼這孩子「異日學金仁山先生」。金仁山（1232-1303），也就是金履祥。張明俊萬沒想到，給自己孩子所起的這個名字，不巧也使張履祥遭逢到與金履祥相同的命運。

金履祥在四十歲那年，經歷了宋元鼎革的國家劇變；而張履祥，則在三十四歲那年，見證了明朝滅亡的天崩地裂景象。金和張，除了在學術上都同屬於朱學的篤信者外，在出處和身分認同上，倆人都擁有著遺民的身分。可以說，張氏的確沒有辜負父親對自己的期待。

但小時候的張履祥，其實和一般的孩童無異，頑皮且愛嬉戲。尤為過分的是，這「小金履祥」小時竟然還曾因醉酒鬧事。履祥的三叔祖，大概是個老頑童，在履祥還在襁褓中時，就嘗試餵以酒，以此為樂。童年的履祥似乎已被養成飲酒的習慣。七歲那年，適逢他的四叔年屆弱冠，舉行冠禮，宴請客人，履祥亦前往參加。當晚，履祥和大人們一樣飲酒同歡，還飲至酩酊大醉。年紀輕輕的履祥，看起來酒品不佳，喝醉後，不僅鞭撻婢女，之後還穿屐獨行南田。當時天黑，還下著雨，履祥似乎已醉得不省人事，無法回家。幸好有鄰居經過，把這醉孩背負回履祥家裡。到家後，張明俊看到眼前喝得爛醉的孩子，頓時氣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大力杖撻。被打的履祥此刻是清醒了，而父親卻已打得傷心地掉下男兒淚。母親見狀，按捺不住也上前繼續鞭打這不聽話的孩子，並痛心說道：「已就先生讀書矣，尚容爾如此縱恣乎？」自此不許張履祥再參加應酬宴會。

張履祥人生其中一個轉折點，是在九歲那年，這也是他所經歷的第一場大變。那是一個春天，元宵剛過，原以為一切春意盎然，卻不曾想，就在正月十九這天，張明俊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因痰厥而撒手歸天，享年三十七歲。當天，尚不知情的履祥如常在外與朋友們嬉戲，後來，聽見父親回家了，於是返回住宅，趕緊溫習課業。經過廚房，看到一婢女哭泣，履祥感到好奇，於是上前關心原因。「相公亡矣！」婢女回應道。履祥聽到後當下驚駭萬分，完全不敢相信。之後，當看到全家人群聚而號，履祥始感覺不妙，半信半疑，熱淚已在眼眶打轉。祖父看到履祥，走過來撫摸他的頭黯然說道：「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話語一落，春暖頓化為肅殺之景，履祥終於肯相信此事實，內心悲痛萬分，撲地哀毀。這沉痛一擊，使履祥的心境和日後的人生產生了變化。自此，履祥在缺乏父愛的環境下成長。然而，不幸的事，才剛開始。

父親的離世，使家庭失去了支柱，當時履祥兄弟尚未成年，僅靠祖父和母親勉強維持家計，貧困度日。年少失怙， 履祥兄弟妹們與祖父和母親相依為命，而教育的擔子亦落在了祖父和母親身上，倆人對於履祥的生命都起著重要影響。祖父嘗對履祥說：「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汝毋荒嬉不讀書。如吾非有所為，然一刻離書策不得。」母親也叮囑履祥：「人惟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這些道理，履祥始終銘記在心。二十歲以前，履祥可謂做到菽水承歡，對祖父和母親恪盡孝道。然而，在二十和二十一歲這兩年間，履祥再次遭逢兩巨變，上蒼無情地又奪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倆人的生命，僅餘的祖孫和母子之天倫樂，在履祥二十一歲這年成為絕響。

至親接二連三地離開，對張履祥的心理而言是一大沉痛和缺憾，每每不能自已。他在〈夢說〉中，嘗深刻道出自己對雙親的思念之情，以至於每期冀於夢中可以再見到他們，他說：「予早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先人入夢，深為幸事。為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祭祀之時，洋洋如在，亦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唯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為恨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肺腑之言，讀之令人感傷。

但對履祥而言，在眾多不幸中，最令他抱憾終生的，莫過於祖父棺木被盜賊焚燒這件事。話說履祥祖父逝世後，履祥曾卜兆選定好日子準備下葬。然而此事卻被村民阻止。據說當時南方有種風氣：「有停親之棺，積年歲而不葬者，甚有積數世，至於朽敗而不葬者」；之所以不葬，乃因許多家族子孫，非常重視風水之說，以為這關係到後人子孫的禍福，於是在擇地和擇日的問題上，每每猶豫不決。長久以來之風俗積習，根深蒂固於人心，當時履祥才二十出頭，人微言輕，也不能說什麼，因此只能讓祖父的靈柩暫時安放在義莊，擇日下葬。這一放十二年過去，履祥已三十二歲，突然接到噩耗，說有盜賊放火焚燒義莊，大火波及安放祖父靈柩的欑室。履祥得知消息後立刻前往查看，看到被燒毀的棺木，頓時痛不欲生。履祥為祖父棺木附上一槨，七天七夜陪在左右，號泣不食。經過朋友好不容易的生死相勸後，履祥才勉強進食，留著力氣向官府追討肇事者。自此之後，履祥冬臥草苫，夏睡竹廩，疏食飲水，不進酒肉。後來官府捉到了放火的盜賊，定其死罪。總算雨過天晴，於是朋友們勸請履祥恢復正常生活，進食些酒肉，然履祥不聽，依舊四時衣用粗麻，不改之前的清苦生活。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履祥離開人間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