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點墨水: 4月 2020

今天說起孔聖廟中華學校，自然會聯想到坐落於日落洞青草巷的中學，以及亞依淡的A、B兩間小學。但其實，中學和小學的舊址，原來同是在港仔墘（Jalan Dr.Lim Chwee Leong），即光大廣場附近那地方。後來到了70年代，正是因為政府要發展和建立光大廣場，中華中學和小學只能被迫分開遷移到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新址。

如今我們這代人，大概對中華學校沒太大的感受，一般就視其為普通學校而已。但熟悉該校歷史的人都知道，它曾是時代的標誌，擁有馬來亞暨東南亞首間新式學校的頭銜，也是首間使用官音（相當於今日的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以及教育史上有其重要的象徵和典範意義。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從決定開辦、籌備到正式開學，中間僅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雖然倉促成校，卻能矗立於檳城此地超過百年，至今依然繼續作育英才，發光發熱，為檳城當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學府。

究竟中華學校如何在二十天就創辦起來？這要回到晚清時期的歷史脈絡來看。

有句口號：「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教育一環從來都是華人特別重視的傳統價值觀。這個價值觀隨著祖輩和先賢從中國移居南洋，也一併被帶過來，在本土繼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馬來亞華人社會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傳統中國的私塾教育，形式上可以分為三種：一、教館或坐館，即類似今日家教的概念，從外面延請教師到家中教育子弟；二、家塾或私塾，即老師在自己的家裡開館授課；三、義學或義塾，這是早期最流行的形式，即延請教師到公眾場所（如到會館或姓氏公司之類）給子弟免費授課。而所傳授的課程，一般都是與儒家經典相關，如四書五經，抑或《三字經》、《千字文》等之類。這種「舊」的教育模式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初方出現轉變。

一九〇四年——中華學校的創辦，象徵新時代的降臨，而這與晚清政府積極鼓吹創立新式學堂的背景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中國在經歷過義和團、八國聯軍等挫敗後，意識到政治改革和人才培養的迫切性，遂開始推行新政，教育亦為改革的重點項目。從一九〇一年開始，政府積極推動各地興學，書院改制學堂的呼聲四起。一九〇三年，張百熙參照日本學制訂定《奏定學堂章程》，此章程成為清末教育改革的圭臬。此時期的知識分子，都無不將培養人才以及開民智以救國視為首要任務，大家都提倡設立學堂及傳播知識來提升人民素質，增進人民對西學的認識。在救國圖存的意識下，興學以開民智成為了朝野共識。遠在南洋的檳城，亦強烈感受到這種興學救國的號召。

當時，時任檳城副領事的梁璧如，此前已接到出使英國大臣的信函，「遵旨飭令籌辦學堂，作育出洋華商子弟」，並挑選當地優異人才送回中國考試，聽候錄用。然而，由於當地「民智未開，大率不知國與家相關之理」；再者，雖然不乏具備商業、法律、醫學等人才，但由於這些人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僅能口操英語和籍貫方言，「未通華文正音之故，不願歸國」。種種限制，以致雖有辦學和為祖國儲備人才之心，始終一籌莫展。

一九〇四年四月，適逢前任駐檳領事暨紅頂商人張弼士和謝榮光先後來到檳城，梁璧如趕緊趁此機會與他們商議。張弼士向來極為關心中國時勢，加上身兼商務大臣職，早已有感「國勢強弱，係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嘗指出「非學校不足以轉移人心，變化氣質，而轉移變化之機，尤當以外洋華商為關鍵」。在他擔任檳城領事期間，其也觀察到檳城不乏專業人才，卻於「中國語言文字不能洞徹」。張、梁等人都認為「中國時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圖，恐有迫不及待之勢」。為響應祖國的興學號召，於是決定在檳城此地開辦一間以官音教學的新式學校。

這場興學之路由張弼士領頭，他在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了檳城當地重要的幾個紳商如胡子春、林花鐕、林克全等人到平章會館（檳州華人大會堂）開會商討。張氏在會議上即席演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他說：「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立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可不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伏思我等華商，凡遇天下有事，籌款設賑，莫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且不分畛域，何況事出本嶼學校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賑款可比。今與同志諸君會議，務祈慷慨樂輸，集腋成裘，共成善舉，並將公舉監督、總理、協理，及建校一切事宜，各抒所見，和衷商榷，速為訂議，不勝翹盼之至。」在張弼士的登高疾呼之下，與會紳商無不受到鼓舞，紛紛響應，最終決議開設並定名為中華官音學校。

兩天後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決議八十位總理人（建校委員），當時在場人士都推舉張弼士為大總理。四月二十七日，張弼士與紳商們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此次會議，決定張弼士、林克全為管銀錢總理；梁璧如、林花鐕、胡子春、謝德順為學堂幹事總理；其餘則為籌辦經費總理。除此以外，這次的會議也確定了每位富商的認捐金額：購置書籍器具共捐兩萬七千元，長捐共計一萬兩千六百二十元。其中，張弼士、張耀軒、梁璧如、胡子春、謝榮光等各捐五千元在購置書籍器具方面，並在長捐經費方面各再捐五百元。這在當時是相當龐大的數目，於此我們可看到當時這些人的辦學決心和慷慨豪舉。中國當時開辦學堂，籌措經費往往是眾地方所面臨的首要和嚴重難題。檳城紳商為了辦學紛紛主動投入大量資金，比起中國地方的辦學情況來說，可謂順遂許多，但畢竟還是首次辦理新式學堂，且遠離清廷的管轄範圍，沒有可直接咨詢或參照的對象，故在章程的擬定上十分頭疼。加上檳城與中國各地的風俗民情不同，需求也迥異，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變通辦學模式。

五月九日，《檳城新報》登載了〈檳城中華學校開辦速成章程公啟〉，其重點摘要有如下幾點：

一、先借平章會館開辦。四月初一日開學。（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五日）

二、夜課三個月，來學者不收束脩，教習者不受薪水。三閱月後，購圖置籍，築校延師，無美不備。然後鴻圖大啟，遵照大學堂《欽定章程》，無分日夜，因勢利導。

三、入學之學生不拘籍貫、年歲，但能謹守課程，遵各教習所擬教法即為合格。

四、每夜限定六點半到堂，七點上學，九點放學。

五、學生擬分三級，以全未發蒙者為首級；業經發蒙，未通文義者為次級；能作淺說者為三級。

六、每夜約課字十個。學寫字者，未能脫手自寫，擬由教習寫好以為影本，每字間格令學生照樣演習，以期能讀，無不能寫之字。

七、每夜所課之字，先認目所習見，耳所習聞，而又切實可以指點者，逐日以虛字貫串成句，以期由淺入深。其已能為淺說者，則設為問答以見其真能領悟與否。

八、教習暫不定人數，但以能正音課蒙學，有教育精神，無頑固習氣，而且不以勞利紛心，並能坦白為懷者，皆可來堂互相討論，以廣學界，以開風氣。

這份章程，乃由何惠荃、謝兆珊、羅頤庵、韋敬齋、張星伯、梅雲衢、廖紫萱、黎子龢、林笠樵、謝琢齋、朱黻卿、賴慕彭等所擬。這十二位是當時中華學校的試辦教習。若從章程的師資要求來看，這些都是當時通曉官音的教師。章程明顯沒有完全遵照清廷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華學校剛開始是以夜學模式開辦，許多細節都做了變通以符合檳城當地的實際情況。

章程的題名指明「開辦速成」。從四月張弼士、梁璧如等人開始商議決定開辦新式學校，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紳商決議定名為中華官音學堂，僅經過數次的會議，五月十五日即正式開課，籌備時間僅花二十五天，速度和效率可謂相當之快。事實上，當時許多事情都尚未準備妥當，包括圖書器具的添置，校舍建築地點，乃至課程擬定和具備專門知識的教師問題等等。萬事未備，而開辦得如此倉促，該篇章程也提到原因：「必待諸事具備然後開校，誠恐一鼓作氣至再至三則不免衰竭之慮。際此興學儲材迫不及待之日，有父兄師長之責者，何可聽其遊移觀望而不亟為子弟寸陰是惜也哉！」換言之，其實是擔憂辦學熱忱減退，最後不了了之，遂才打鐵趁熱，逕以破釜沉舟之決心來開辦速成，為祖國培養人才，當時承辦人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中華官音學校的開辦，在當時至少有幾層突破意義，首先它不僅跳脫出傳統私塾教育的舊模式，採取現代化的新式教育路線，還打破以往以不同籍貫方言各自為學的局限，統一以官音教學，破除語言疆界。這在當時的馬來亞，乃至放置到中國教育史的脈絡，都是相當進步的思維和表現。所幸，二十五天的興學之路，造就了檳城莘莘學子，引領了南洋興學風潮，「欲速則不達」沒有應驗在學校身上，反而蒸蒸日上，這一切都有賴於當時的建校委員以及教員們的努力，當然，還有檳城當地人的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