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點墨水: 2020

2020年11月8日星期日

Ceremony of Christening

前幾天在資料庫亂翻找資料無意間翻到一本《A short accou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or Pulo Peenang, in the East Indies: give to Capt. Light by the King of Quedah》。該書於1788年在倫敦出版，作者是Elisha Trapaud。紐約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已將全書掃描成電子檔，只要進入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系統即可搜索得到。

這本書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卷首出現的一幅版畫。

從下方的提示：「View of the North Poi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and the Ceremony of christening it」可以得知，這是描繪Francis Light等人登陸檳島後進行升旗典禮和宣誓儀式的畫作。畫圖的人，正是這本書的作者，在卷首他還不忘告訴我們，這可是「Taken on the spot」。Elisha Trapaud在當時的身分：「Captain in the engineer corps on the Madras establishment」，在這場莊嚴隆重的典禮上，他也是其中一名見證者。我們得感謝他，透過他的眼睛，以及他那卓越的畫工技巧，讓我們得以窺見1786年8月11日舉行於今天之舊關仔角的這個重要歷史情景。

從這幅寫實畫作的細節上，透露了不少信息，作者在書中也略為交代。如畫中的核心人物Francis Light，那名站在旗杆底下面向我們散發出英風凜凜氣息的人物，正在宣讀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告諭；畫作近中間位置執長槍站立樹下的，是正在執勤的東印度公司孟加拉籍士兵。左邊位置樹下坐立的倆人，是觀禮的馬來人。還有在那兩名馬來人附近一名看似在頭上托著盆器的馬來婦女。後方還有武裝部隊以及看起來是臨時搭起的帳篷以及屋子。這些一點一滴的信息或畫面背後，事實上還留有一些空白，而書中並沒有揭示——從Francis Light登陸到舉行升旗典禮，這中間的發生經過？——為將這些信息串聯起來，我又翻到了《Memoir of Francis Light》和《檳榔嶼開闢史》。

早在1771年，Francis Light已意識到檳島在馬六甲海峽作為英國商業貿易據點的重要性。他嘗多次提呈佔據此地的計劃，但遭到擱置。直到1780年代，經過官場人事更迭，加上十年間的局勢變化，使佔據檳島的計劃有了新的契機。1786年5月，Light終於得償所願，並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為檳榔嶼總督。6月，他與他的團隊，其中包括由東印度、歐洲各族組成的海陸艦隊，從印度加爾各答（Kolkata）出發。這些人有些後來被畫到Elisha Trapaud的畫中。Francis Light先抵達吉打，與吉打蘇丹和政府官員經過一番斡旋，確立割讓條件與合約事宜後，於7月14日傍晚先抵達檳島北邊（Tanjong Tokong）附近的一塊小島，Pulau Tikus。

頭兩天Francis Light團隊不停探勘環境，尋找適合登岸停泊的據點。最終，於7月17日他們選定在當時稱作Penagger，也即今日的舊關仔角（Esplanade）登岸。面對舉目樹木荊棘密集，瘴氣瀰漫，行走不便的環境，在接下來的日子，團隊主要工作都在開闢叢林，清理沙石道路。他們利用砍伐的樹木，以及帶來的資源搭起臨時帳篷和小屋。這段期間，吉打政府亦有不時給予物資援助，送來穀物以及亞答（Atap）葉來建造房屋。Elisha Trapaud畫中的帳篷、木屋等背景，正好為我們呈現當時的居住景況。

Francis Light團隊開闢的聲勢吸引來當地居民，這些人大多都是馬來人，也有少數華人。到了8月，開闢工作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為建造防禦用的圍欄，當時徵召馬來人搬運Nibong樹幹，每百株酬以六元，每株長十二英呎（3.65m）。這塊臨時搭起圍欄的地段，後來重建成康華利斯堡（Fort Cornwallis）。開闢叢林的工作非常艱辛，一來是缺乏良好利器，當地樹木堅硬異常，斧具沒用多時即損壞，需要不停購取新的斧具；再者，是天公難測，時常遇及不測風雲，工作就被迫停止。這當中耽擱了不少時間。更甚者，是當地馬來人的工作態度問題，常讓Light感到頭疼。據說，為了吸引和鼓舞當地居民積極工作，Light曾把一包洋錢投入砲台，射向叢林當中，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如今不得而知。但這的確是個妙計。當時海岸附近還建立起一小市場，從吉打來的漁民、商人等，帶著滿船貨物前來此地銷售，頗為熱鬧。

8月10日，海面上忽出現兩艘船艦——Vansittart和Valentine，也就是Elisha Trapaud畫作右邊位置後方隱約可見的那兩艘船艦，那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來的。Francis Light屆時意識到，宣示主權的良機已至。於是乎在8月11日，Francis Light集結完眾人後，於正午時分舉行升旗典禮，在眾人見證下，宣讀誓詞，這也就是Elisha Trapaud畫中所呈現的畫面。隨著鳴炮三響，檳榔嶼土地正式歸英國所有。8月11日這個日子，恰逢為當時還是王子身分的喬治四世（George IV）的生日前夕，因此，為表對英國皇室的忠誠，Francis Light遂把檳榔嶼定名為Prince of Wales Island以示紀念。然而，這一長串名字似乎不太受到青睞，除了在英國官方文件、地圖或少數書籍提及此名外，其他時候都鮮少如此稱之。

參考資料：

1. Elisha Trapaud：“A Short Account Of The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Or Pulo Peenang, In The East Indies: Give To Capt. Light By The King Of Quedah”， London: J. Stockdale, 1788

2. Skinner, Allan Maclean： “Memoir of Captain Francis Light, Who Founded Penang”,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AUGUST, 1895, No. 28

3. 書蠹：《檳榔嶼開闢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020.10.27 稿

中正校長遇上中正總統

在搜索資料的過程中，不小心發現一張世紀之照。
照片中的倆人，右邊坐著那位，熟悉中國和台灣兩岸歷史的人絕對不會不認識。不認識的話，我可以偷偷告訴你，他叫做蔣中正。台灣有座中正紀念堂紀念的就是他。（至於為什麼紀念他，你可能要自己維基百科一下了，或者等疫情過後，親自到台灣中正紀念堂一遊。）

至於左邊站著的這位，乍看並不曉得是誰。看一下照片的摘要，寫著：「總統蔣中正接見馬來西亞檳榔嶼中正學校校長葉國楨合影」。哦哦，是葉國楨啊！做多媽爹，葉國楨係蝦米郎？還有，檳榔嶼中正學校？什麼時候出現過這間學校？為解答這些問題，於是上網做了點功課。

在Google輸入「葉國楨」三字搜尋了幾下（一下跳不出來，加上「檳城」兩字才搜到），勉強搜出幾條相關的資料。比較完整的介紹，應該是《光明日報》2014年登載的一篇報導：〈華教先驅中正夜校創辦人百歲人瑞葉國楨逝世〉，透過檳城閱書報社主席莊耿康之口，為我們稍微還原了葉國楨先生的生平重要事跡。
葉國楨有三個重要標誌——檳城閱書報社、檳城孫中山紀念館、中正學校。葉老從60年代開始擔任了二十多年閱書報社主席，因其卓越貢獻，之後被推舉為永久名譽主席。他長期投入於孫中山在檳城革命活動的史料整理，2010年，與兒子葉丹林共同創辦了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就是位於中路的那間），為後人展示孫中山的革命事跡。

然而，葉老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還是其為教育界所作的奉獻。1945年，檳城經過日本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黑暗後，開始進入復甦時期。葉國楨意識到教育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文化的根基，於是創辦了中正夜校，地點就在中路65號，即現在的孫中山紀念館地址。葉老擔任校長，默默苦心經營，造福檳州芸芸學子。據莊耿康所說，當時中正夜校的開辦深受當地人民的歡迎，報名人數超出千人。1947年，成立了中正小學。當時，中正小學、麗澤小學與鍾靈中學三間學校結為一體。學生先在麗澤上四年初小，之後升上中正完成兩年高小教育，畢業後自動升上鍾靈中學接受中學教育。1961年，馬來西亞頒布新教育法令，規定所有小學改為六年制。法令必須遵守，中正小學被截斷學生來源，只好在該年停辦。

回到這張老照片。這就是葉國楨還在擔任中正學校校長期間，遠赴台灣總統府進見蔣中正總統所留下的合影。據照片所提供的線索，乃攝於1957年6月7日，馬來亞獨立前兩個月。其實於此也可以看出，檳城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密切關係。

中正學校，其校名靈感來源就是取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名字，兩者之間的關係不言而喻。除此以外，學校當時也是以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駐檳榔嶼區團部」的名義來創辦。葉國楨本身，也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從50年代開始，台灣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海外華僑回到中國大陸升學，於是在美國的撥款援助下，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定訂《加強海外工作方案》，以「便利僑生回國升學」。當時海外僑生回台升學的保送事宜方面，由當地僑團或僑領辦理。其中多為國民黨黨員。像我們所熟悉的華教鬥士沈慕羽，其就是負責馬六甲地區的保送僑領。而葉國楨，就是負責檳城當地保送事宜的僑領。莊耿康在《光明日報》中也提到：「葉老在檳城教育界可說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若有學生要到台灣深造，都會找他『保送』，而它的名譽也備受台灣方面認可」，「早前要到台灣深造是非常不簡單的，必須有可靠及有影響力的擔保人，而葉老就保送了許多青年子弟到台灣讀書，回國後貢獻國家社會。」

可以獲得台灣總統的接見，足見葉老身分不簡單。而從這張老照片，我們多少也可以感受到，葉國楨氣質所散發出的「可靠」和「影響力」。最後忍不住還是要說一下，這張照片真可以說是世紀之照，中正學校創辦人暨校長，與學校命名的對象——中正本公，合體留影，這樣的機會，人生幾何？

圖片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50101-00029-131，題名：總統蔣中正接見馬來西亞檳榔嶼中正學校校長葉國楨合影

參考資料：
1.〈華教先驅中正夜校創辦人百歲人瑞葉國楨逝世〉，《光明日報》，2014/11/5，網址：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41632
2. 黃辰濤：《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南投：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3. 葉丹林：〈孫中山先生與檳城閱書報社〉，《國父紀念館館刊》第12期，網址：https://www.yatsen.gov.tw/information_144_93750.html
4. "Our Story"，檳城中正學校暨正中中學贊助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6%A7%9F%E5%9F%8E%E4%B8%AD%E6%AD%A3%E5%AD%A6%E6%A0%A1%E6%9A%A8%E6%AD%A3%E4%B8%AD%E4%B8%AD%E5%AD%A6%E8%B4%8A%E5%8A%A9%E6%96%87%E5%8C%96%E6%95%99%E8%82%B2%E5%9F%BA%E9%87%91%E5%A7%94%E5%93%A1%E4%BC%9A-110397396034718/

2020.4.19 稿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二十五天興學之路——關於孔聖廟中華學校的創辦背景

今天說起孔聖廟中華學校，自然會聯想到坐落於日落洞青草巷的中學，以及亞依淡的A、B兩間小學。但其實，中學和小學的舊址，原來同是在港仔墘（Jalan Dr.Lim Chwee Leong），即光大廣場附近那地方。後來到了70年代，正是因為政府要發展和建立光大廣場，中華中學和小學只能被迫分開遷移到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新址。

如今我們這代人，大概對中華學校沒太大的感受，一般就視其為普通學校而已。但熟悉該校歷史的人都知道，它曾是時代的標誌，擁有馬來亞暨東南亞首間新式學校的頭銜，也是首間使用官音（相當於今日的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以及教育史上有其重要的象徵和典範意義。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從決定開辦、籌備到正式開學，中間僅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雖然倉促成校，卻能矗立於檳城此地超過百年，至今依然繼續作育英才，發光發熱，為檳城當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學府。

究竟中華學校如何在二十天就創辦起來？這要回到晚清時期的歷史脈絡來看。

有句口號：「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教育一環從來都是華人特別重視的傳統價值觀。這個價值觀隨著祖輩和先賢從中國移居南洋，也一併被帶過來，在本土繼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馬來亞華人社會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傳統中國的私塾教育，形式上可以分為三種：一、教館或坐館，即類似今日家教的概念，從外面延請教師到家中教育子弟；二、家塾或私塾，即老師在自己的家裡開館授課；三、義學或義塾，這是早期最流行的形式，即延請教師到公眾場所（如到會館或姓氏公司之類）給子弟免費授課。而所傳授的課程，一般都是與儒家經典相關，如四書五經，抑或《三字經》、《千字文》等之類。這種「舊」的教育模式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初方出現轉變。

一九〇四年——中華學校的創辦，象徵新時代的降臨，而這與晚清政府積極鼓吹創立新式學堂的背景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中國在經歷過義和團、八國聯軍等挫敗後，意識到政治改革和人才培養的迫切性，遂開始推行新政，教育亦為改革的重點項目。從一九〇一年開始，政府積極推動各地興學，書院改制學堂的呼聲四起。一九〇三年，張百熙參照日本學制訂定《奏定學堂章程》，此章程成為清末教育改革的圭臬。此時期的知識分子，都無不將培養人才以及開民智以救國視為首要任務，大家都提倡設立學堂及傳播知識來提升人民素質，增進人民對西學的認識。在救國圖存的意識下，興學以開民智成為了朝野共識。遠在南洋的檳城，亦強烈感受到這種興學救國的號召。

當時，時任檳城副領事的梁璧如，此前已接到出使英國大臣的信函，「遵旨飭令籌辦學堂，作育出洋華商子弟」，並挑選當地優異人才送回中國考試，聽候錄用。然而，由於當地「民智未開，大率不知國與家相關之理」；再者，雖然不乏具備商業、法律、醫學等人才，但由於這些人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僅能口操英語和籍貫方言，「未通華文正音之故，不願歸國」。種種限制，以致雖有辦學和為祖國儲備人才之心，始終一籌莫展。

一九〇四年四月，適逢前任駐檳領事暨紅頂商人張弼士和謝榮光先後來到檳城，梁璧如趕緊趁此機會與他們商議。張弼士向來極為關心中國時勢，加上身兼商務大臣職，早已有感「國勢強弱，係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嘗指出「非學校不足以轉移人心，變化氣質，而轉移變化之機，尤當以外洋華商為關鍵」。在他擔任檳城領事期間，其也觀察到檳城不乏專業人才，卻於「中國語言文字不能洞徹」。張、梁等人都認為「中國時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圖，恐有迫不及待之勢」。為響應祖國的興學號召，於是決定在檳城此地開辦一間以官音教學的新式學校。

這場興學之路由張弼士領頭，他在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了檳城當地重要的幾個紳商如胡子春、林花鐕、林克全等人到平章會館（檳州華人大會堂）開會商討。張氏在會議上即席演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他說：「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立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可不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伏思我等華商，凡遇天下有事，籌款設賑，莫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且不分畛域，何況事出本嶼學校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賑款可比。今與同志諸君會議，務祈慷慨樂輸，集腋成裘，共成善舉，並將公舉監督、總理、協理，及建校一切事宜，各抒所見，和衷商榷，速為訂議，不勝翹盼之至。」在張弼士的登高疾呼之下，與會紳商無不受到鼓舞，紛紛響應，最終決議開設並定名為中華官音學校。

兩天後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決議八十位總理人（建校委員），當時在場人士都推舉張弼士為大總理。四月二十七日，張弼士與紳商們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此次會議，決定張弼士、林克全為管銀錢總理；梁璧如、林花鐕、胡子春、謝德順為學堂幹事總理；其餘則為籌辦經費總理。除此以外，這次的會議也確定了每位富商的認捐金額：購置書籍器具共捐兩萬七千元，長捐共計一萬兩千六百二十元。其中，張弼士、張耀軒、梁璧如、胡子春、謝榮光等各捐五千元在購置書籍器具方面，並在長捐經費方面各再捐五百元。這在當時是相當龐大的數目，於此我們可看到當時這些人的辦學決心和慷慨豪舉。中國當時開辦學堂，籌措經費往往是眾地方所面臨的首要和嚴重難題。檳城紳商為了辦學紛紛主動投入大量資金，比起中國地方的辦學情況來說，可謂順遂許多，但畢竟還是首次辦理新式學堂，且遠離清廷的管轄範圍，沒有可直接咨詢或參照的對象，故在章程的擬定上十分頭疼。加上檳城與中國各地的風俗民情不同，需求也迥異，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變通辦學模式。

五月九日，《檳城新報》登載了〈檳城中華學校開辦速成章程公啟〉，其重點摘要有如下幾點：

一、先借平章會館開辦。四月初一日開學。（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五日）

二、夜課三個月，來學者不收束脩，教習者不受薪水。三閱月後，購圖置籍，築校延師，無美不備。然後鴻圖大啟，遵照大學堂《欽定章程》，無分日夜，因勢利導。

三、入學之學生不拘籍貫、年歲，但能謹守課程，遵各教習所擬教法即為合格。

四、每夜限定六點半到堂，七點上學，九點放學。

五、學生擬分三級，以全未發蒙者為首級；業經發蒙，未通文義者為次級；能作淺說者為三級。

六、每夜約課字十個。學寫字者，未能脫手自寫，擬由教習寫好以為影本，每字間格令學生照樣演習，以期能讀，無不能寫之字。

七、每夜所課之字，先認目所習見，耳所習聞，而又切實可以指點者，逐日以虛字貫串成句，以期由淺入深。其已能為淺說者，則設為問答以見其真能領悟與否。

八、教習暫不定人數，但以能正音課蒙學，有教育精神，無頑固習氣，而且不以勞利紛心，並能坦白為懷者，皆可來堂互相討論，以廣學界，以開風氣。

這份章程，乃由何惠荃、謝兆珊、羅頤庵、韋敬齋、張星伯、梅雲衢、廖紫萱、黎子龢、林笠樵、謝琢齋、朱黻卿、賴慕彭等所擬。這十二位是當時中華學校的試辦教習。若從章程的師資要求來看，這些都是當時通曉官音的教師。章程明顯沒有完全遵照清廷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華學校剛開始是以夜學模式開辦，許多細節都做了變通以符合檳城當地的實際情況。

章程的題名指明「開辦速成」。從四月張弼士、梁璧如等人開始商議決定開辦新式學校，四月二十一日首次集合紳商決議定名為中華官音學堂，僅經過數次的會議，五月十五日即正式開課，籌備時間僅花二十五天，速度和效率可謂相當之快。事實上，當時許多事情都尚未準備妥當，包括圖書器具的添置，校舍建築地點，乃至課程擬定和具備專門知識的教師問題等等。萬事未備，而開辦得如此倉促，該篇章程也提到原因：「必待諸事具備然後開校，誠恐一鼓作氣至再至三則不免衰竭之慮。際此興學儲材迫不及待之日，有父兄師長之責者，何可聽其遊移觀望而不亟為子弟寸陰是惜也哉！」換言之，其實是擔憂辦學熱忱減退，最後不了了之，遂才打鐵趁熱，逕以破釜沉舟之決心來開辦速成，為祖國培養人才，當時承辦人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中華官音學校的開辦，在當時至少有幾層突破意義，首先它不僅跳脫出傳統私塾教育的舊模式，採取現代化的新式教育路線，還打破以往以不同籍貫方言各自為學的局限，統一以官音教學，破除語言疆界。這在當時的馬來亞，乃至放置到中國教育史的脈絡，都是相當進步的思維和表現。所幸，二十五天的興學之路，造就了檳城莘莘學子，引領了南洋興學風潮，「欲速則不達」沒有應驗在學校身上，反而蒸蒸日上，這一切都有賴於當時的建校委員以及教員們的努力，當然，還有檳城當地人的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