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錢穆先生(1895-1990)著作等身,逾百萬言。從前讀錢氏的書籍,總能感受到字裡行間透露出濃烈的民族大義氣息。《國史大綱》尤其顯著。後來逐漸明白,這其實跟錢氏所經歷的時代有關。而在閱讀完其晚年之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後,則更深能體會,錢氏所下的每一個文字背後所蘊含的苦心和歷史情感。這部回憶錄不僅記錄了錢氏八十年來的學術和心路歷程,同時也記錄了中國從滿清經歷民國再到政治分裂兩岸的八十年巨變。惟讀過此書,我們方能明白——錢穆何以之為錢穆。
這部回憶錄融合了編年和紀傳的形式,以半文言體撰寫,分為兩個部分。原來是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八旬先撰〈八十憶雙親〉,追憶錢氏家族和其與雙親的故事。八年後民國七十一年(1982)又完成〈師友雜憶〉,書寫錢氏的師承淵源及其交友事跡,當中包括我們所熟悉的呂思勉、胡適、馮友蘭、熊十力、梁漱溟等,也記錄了其為學歷程和對時代的感受。後以兩者性質近,遂合為一刊。用錢氏的話來說,《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是錢穆在此時代劇變,所遇之人事物中「終不能忘者」,故是其「真生命之所在」。
此一真生命,乃從顛沛流離中淬煉成。而開啟錢穆真生命的人,當屬其父親——錢承沛(1866-1906)。
錢穆出生晚晴末年,七歲入私塾,自小即表現其聰慧和博聞強記的一面,其師讚曰:「此兒或前生曾讀書來」。錢穆九歲,已能背誦《三國演義》,一日嘗向人演示「諸葛亮舌戰群儒」而獲讚譽,略顯驕態。當時父親在旁,亦見到此孩鋒芒畢露,但不作一語。翌日,路過一橋,錢穆與其父親倆人有如下對話:
父親:「識此橋否?」
錢穆:「識」。
父親:「橋字何旁?」
錢穆:「木字旁。」
父親:「以木字易馬字為旁,識否?」
錢穆:「識,乃驕字。」
父親:「驕字何義,知否?」
錢穆:「知。」
父親:「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
面對父親如此意想不到的提問,當時錢穆「聞言如聞震雷,俯首默不語」。此次的震撼教育,令錢穆從此收斂驕態,以謙自守。晚年回憶起父親對自己的教育,錢穆總結道:「似從不作正面教誨語,多作側面啟發語」。看上述倆人過橋的一段對話,已見一斑。錢承沛這種作側面啟發語的教育模式,亦成為錢穆後來任中小學教師時對學生的教育方式,其成效遠比正面教誨或體罰來得有效。然錢穆與他父親相處的日子並不長,在錢穆十二歲那年,父親即因罹患肺病離世。
民族大義,可以說是錢穆「真生命」的核心所在;中西文化價值之取捨,是錢氏終生所關注的命題。錢穆此思想的啟蒙者,是錢氏族人——錢伯圭。
十歲那年,錢穆進入了無錫蕩口鎮的新式學校果育小學。錢伯圭即果育小學的體操先生。伯圭知錢穆能讀《三國演義》,遂謂:「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晚晴末年西學東漸,二十世紀初西風吹得正猛,伯圭此番話亦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所持的一般觀念。伯圭此寥寥數語,自此縈繞在錢穆心頭。錢穆在〈師友雜憶〉寫道:
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
伯圭又告訴錢穆:「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錢穆聞之大驚,回去遂向父親求證。自此,錢穆對於滿漢問題始有關注,並抱持強烈的民族觀念。細讀《國史大綱》,《近三百年學術史》,我們尤其可看出錢氏透過春秋之筆來闡述其華夷之辨的思想,當中充滿濃烈的揚漢抑滿情緒。其中微言大義,即醞釀許久,乃感於時代而發,而一切又啟迪於當時伯圭的一番話。
錢穆之「真生命」,一由其父親錢承沛開其端,養成錢穆之道德人格;二由族人錢伯圭充其實,啟發錢穆之民族思想。此兩者遂形成錢穆「真生命」之大體,使錢穆得以面對顛沛流離之人生,在此動蕩不安之時代得以安身立命。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雖用半文言體撰寫,然讀來通暢易懂,文字情真意切,且極具啟發性。透過此書,我們可以知道在那動蕩的年代,知識分子如何自處,如何做學問,如何應對跌宕起伏之人生,如何在此苦難劇變中安身立命,如何終其一生付出生命繼絕學,如何念茲在茲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而經由《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我們亦可看到錢穆的新亞精神,其為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奉獻,足以成為教育界,我們華人,乃至全世界的典範。
誰說「雖無老成人」?錢穆即堪為吾人之老成人,亦為中華民族一大典型。
2019年6月撰


